，所以很不必担忧那么长远的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此时的北京，梁艺萍拿着一封信，目光如同水波一样，幽幽地从白色的信纸上淌而过，这是前几天自己刚刚收到的信，五月自己写了信给谢余两姐妹，迟迟没有收到回信，然而也并没有将信退还回来，因此很怀疑是丢失了，郭先生已经找寻不到，没想到如今连她们也难以联络。

        自从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奔赴延安，到如今已经十三个年过去，这十几年的动不安，造成故人星散，有时候回忆起往事，也有一种人事两非的感叹，这种时候她就把神转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，日月已经换新天，自己正在年富力强，正是为祖国为人民再立新功的时候，切不可如此多愁善感。

        没想到就在三天前，竟然接到了两姐妹的回信，已经三个月过去，梁艺萍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，哪知竟然真的有信来，这可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分外惊喜的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一天梁艺萍拆开信封，只见里面是三张纸，密密麻麻写满了钢笔字，说的是各人别来的后续，是郭维淮先生已经在四九年的一月便离开上海，去了台湾，三年来未便通消息，如今自己一家也要去香港，这一封信是启程当天发出来的，当梁艺萍接到信的时候，想来那边已经到了香港，所以不必回信，而且阅后即焚，不要保留信件，只怕未来政治运动再起，对梁艺萍不利。

        梁艺萍读着这充满危机感的信，心如同给人用木锤敲着一样，怦怦地乱，虽然信中的文字非常平淡，并没有表达激烈的情绪，然而就是在那种淡然之中，令人感到强烈的紧张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年离别的时候，景心还只是几岁的孩子，如今也已经进入了港大医学系学习，倘若学成归来，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，那该是多么的好啊，可是据自己对那两姐妹的了解，尤其是余若荻，她是绝不会赞成侄女回到此时的大陆来的，这封信也很显然是出自她的手笔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前谢芳仪便开玩笑似地说起过：“给家里的信多是若荻在写，我给报社杂志写写文章是可以的，唯独写家信，却是很痛，每每不知该写什么，若荻每回写了，我在下面再加几句，署个名字，便寄出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当时几个伙伴还打趣她：

        “作家却不擅长写家信，给人家知了，多么的令人发笑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这大概就好像但凡是厨师，回到家里总是不喜欢饭是一样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