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真是太贴了，”她对翻译轻声说，“请您转告权先生，我为他的这份心意深深感动。我会和他一起等候它们的到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裴瑛手中的钢笔顿了一下，在文件上留下一个微小的墨点。她抬起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“知了。”她说，“请权先生和翻译先生在偏厅等候，我稍后就到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一会儿是一名男仆将那个半人高的木板箱搬了进来。对权屿瓷来说，它落在昂贵的欧比松地毯上时，发出的并非一声闷响。那是锁落定的声音，“咔哒”一声，像一扇门被轻轻关上，充满终结的意味。仪式已经开始了。他看着那只朴素的松木箱，未经染色，上面贴着他自己公司醒目的白色运输标签――一个完美的、无菌的闭环――一种熟悉的抽离感降临在他上，就像在发动一场恶意收购前的董事会会议室里，他时常会进入的那种状态。那是一种有用的感觉，一种能麻痹生命中那些冗长乏味之仪式的内麻醉剂。他注意到翻译脸上那练习纯熟的微笑，老家军人般笔的站姿，以及午后阳光穿过窗，照亮了空中飞舞尘埃的方式――上百个微小而无关紧要的细节，被他的大脑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准度分门别类地归档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些文件，是她熟悉的领域。她丈夫从未真正理解过它们。他只是签署它们，那签名的笔画，到了后期，总是带着一种犹豫的、几乎是哀求般的颤抖。他害怕这些数字，害怕它们所代表的、他无力掌控的庞大责任。而裴瑛，她看着这些表格，看到的是一种清晰的、冷酷的逻辑，一种她可以理解并驾驭的秩序。她并没有时间权屿瓷的想法，事实也如她所望，在这么几天，他似乎也忙于自己的工作。于是斐瑛开始召见家族企业的几位老经理。他们在她的书房里，隔着那张巨大的书桌向她汇报，神情里混合着敬畏与怀疑的审慎。他们习惯了对着一个虚弱的、需要被哄劝的男人说话，而现在，坐在那张椅子上的，是一个安静地聆听、偶尔提出一个让他们措手不及的问题的女人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等待开始了。

而完美的笑容在她边绽开，那是一个带着悲剧色彩的、感恩德的、堪称她毕生演技之杰作的笑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夫人，”他禀报，声音里带着一贯的平稳，“权先生的包裹已经送到了。按照您的吩咐，直接送到了偏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他的眼睛，却始终

        第四天下午，家敲开了书房的门。

        斐瑛本以为在等待着遗物的这几天，权屿瓷至少会有什么动作，但是相反他却安静地异常诡异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知，这场漫长的序幕终于要结束了。她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确保没有一丝发是凌乱的，没有一丝倦容是可见的。她选择了一件炭灰色的连衣裙，线条严谨，剪裁合，像一套柔的盔甲。然后，她走向偏厅，走向那场早已注定的、最后的仪式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依然在午餐时分坐于长桌的两端，翻译依然是他们之间那座兢兢业业的桥梁。但现在，当裴瑛听着那些关于资产负债表和权转让的词句从翻译口中说出时，她脑海中会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另一番景象：这个男人跪在她双之间，他的嘴而温热，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专注得令人心惊。然后她会低下，看着自己餐盘里那块被准切分的比目鱼，胃里泛起一阵细微的痉挛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了对抗这种侵入脑海的记忆，她将自己投入到工作中。这并非某种突然的夺权，而是一种安静的渗透，是她多年来一直在幕后的事情，如今只是走到了台前。每天清晨，家会将一叠文件和信件送到她的书房。她会坐在那张曾经是她丈夫的书桌前――那张见证了她彻底失控的桌子――开始工作。起初，当她的手过那冰凉光的木质表面时，肤上会泛起一阵记忆的刺痛。但她强迫自己坐下，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打印着数字和条款的纸张上。